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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東研究的客觀性 (二):巴勒斯坦議題

當前中東研究的兩大討論焦點,一個是伊斯蘭議題,另外一個則是巴勒斯坦議題。伊斯蘭議題拜 911 事件之賜,成為一門顯學,如國際恐怖主義硬是與伊斯蘭信仰牽扯在一起。 2010 年之後的「阿拉伯之春」,伊斯蘭性質的政黨透過選舉上台之後,外界開始塑造「伊斯蘭恐懼症」;在埃及政變之後,又來消遣一番,表示「政治伊斯蘭的失敗」。 伊斯蘭明明只有一種定義,但在外界論述下卻可變化無窮,單純的名詞可以轉變為形容詞,如伊斯蘭恐懼症 (Islamophobia) 、伊斯蘭主義 (Islamism) 、伊斯蘭女性主義 (Islamic feminism)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 (Islamic fundamentalism) 、伊斯蘭恐怖主義 (Islamic terrorism) 或伊斯蘭武裝份子 (Islamic militants) 等。這種現象似乎只有伊斯蘭獨有,其他宗教沒有受到同等禮遇。 除了伊斯蘭之外,巴勒斯坦議題也同樣受到矚目。一般人稱為「以巴」或是「以阿」衝突,這似乎暗喻者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個行為者是對等關係,如外界印象中的四次中東戰爭。不過若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討論的話,則會有不同的面貌。 西方政治科學試圖將巴勒斯坦議題客觀化,透過大量的統計數據以及「科學」與「理性」研究,提出一個完美方案。 1993 年起的奧斯陸和平進程則是這理性下的產物。協議規定五年之後,以巴兩方完成最終地位談判,到時巴勒斯坦將以 1967 年為邊界,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在西岸與加薩兩個地區成立獨立自主的巴勒斯坦主權國家,與以色列和平共存,這是所稱的「兩國方案」。

論中東研究的客觀性(一):政治伊斯蘭的失敗?

學術研究首要強調客觀與中立,但若將此價值觀放在當前中東研究,筆者認為是有商榷之處。首先必須定義何謂「客觀」與「中立」?以及如何將「客觀」與「中立」適用於中東研究?再來,刻意標榜「客觀」的中東研究,難道呈現的內容與觀點客觀無誤?或者,採取不沾鍋式的中東研究,以第三人稱的姿態冷冷的評價當前中東局勢,難道也不是一種「東方主義」的反射? 筆者認為,中東研究沒有所謂的客觀中立之說。這種說法不是陷入一個相對主義的虛幻之境。歐美的中東研究,根據薩伊德的研究,最早是替政治服務的學問。西方列強派人到中東地區,詳盡調查當地風土民情與政治局勢,逐漸地「東方學」成為一種認識中東社會的一種學問。這種「東方學」在西方社會視為客觀與中立的學問,但薩伊德揭露了這些假象。在「東方主義」一書中,薩伊德指出 「我認為若不將東方主義視為一套論述,將無法使我們理解歐洲文化何以能在後啟蒙時期,透過一系統性的規訓系統進行政治性地、社會科學式地、軍事式地、意識形態地、科學地、甚至想像式地在管理東方,或甚至生產東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