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與中東事務觀察

利用假日期間，聽了一場人道援助的演講。講者相當年輕，短短幾年在多個國家從事人道援助，那種歷練在台灣確實不多見。講者很有自信地講述為何台灣社會要關注難民問題。 對於年輕聽眾來說，應該是一場激勵人心的演講。人道援助並不是我的專業，稍微google台灣方面的資料，發現相關中文學術資料並不多。 但只要從事中東研究的人來說，從事人道援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背後又有結構性的問題存在，如當地國的政策侷限、援助是否真的為當地人帶來成效，還是適得其反？從事人道援助的NGOs，是否可以真正了解當地國的根本性問題，還是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配合援助國的政策，或是順應新自由主義架構下從事「人道援助」，間接成為加害難民的幫凶？ 以上屬於實務層面。還有個人層面考量，若真的以人道援助作為終身志業，是否家人或親朋好友願意接受？另外還有更實際的經濟考量，從事人道援助並不會賺大錢，相反的在戰亂或政治不穩定的地區，經常會面臨龐大精神壓力及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若上述條件都可以接受，願意清貧過一生，這種從事人道援助者真的相當令人感佩...

壹、前言 哈馬斯 (Hamas) 從 2007 年控制加薩 (Gaza) 以來，在面對內在與外在環境的挑戰下，逐漸穩固在加薩的統治基礎，並建立一套可運作的治理模式。由於哈馬斯過去反以色列的言論與從事自殺炸彈的記錄，多數西方國家與國際組織視其為恐怖組織。雖然哈馬斯與巴勒斯坦另外一個重要政黨法塔 (Fatah) 兩方有多次和解協議，但哈馬斯對加薩的影響力仍延續至今。然而過去 10 年，哈馬斯治理下的加薩，一方面受到以色列與美國長期的封鎖；另一方面，一些阿拉伯國家也不願樂見哈馬斯在加薩的壯大，同樣封鎖加薩與打擊哈馬斯在加薩的勢力。儘管如此，短期內仍看不到哈馬斯在加薩徹底倒台的跡象。因此，本文探討身為一個非國家行為者，哈馬斯如何應對這種雙重封鎖以及採取什麼樣的戰略維持在加薩的獨佔地位。最後，再評估哈馬斯在加薩持續治理的可行性。 貳、哈馬斯基本背景介紹 哈馬斯是巴勒斯坦人於 1987 年在加薩成立的武裝與政治團體。哈馬斯這個名稱來自阿拉伯字母「伊斯蘭抵抗運動」 ( Harak Muqawama Islamyia ) 每個單字的首字母縮寫。哈馬斯從 2007 年盤據加薩以來，對於巴勒斯坦內部政治、中東區域甚至在國際政治產生一定的衝擊與影響。在分析哈馬斯 2007 年之後如何治理加薩之前，本文先回溯哈馬斯成立之前的歷史背景、哈馬斯成立之後的發展 (1987-2006) 以及分析哈馬斯在 2007 年佔據加薩的根本原因。 哈馬斯的前身為加薩的穆斯林兄弟會 (The Muslim Brotherhood) ( 以下簡稱穆兄會 ) 。在 1967 年以色列佔領加薩之後，加薩的穆兄會並沒有如海外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一樣，採取武裝鬥爭路線對抗以色列當局。穆兄會的領導階層評估當時並無能力透過武裝鬥爭結束以色列的佔領，因此採取漸進方式，先專注於社會服務，在加薩建立清真寺、育幼院、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照顧中下階層的巴勒斯坦民眾。穆兄會認為透過社會服務是凝聚巴人對抗以色列的方式，在累積一定的群眾基礎與實力之後，才有能力與以色列一較高下。

壹、前言 自 1987 年底成立以來，哈馬斯即以「解放巴勒斯坦」為最終目標，但在以色列與西方國家眼中等同於「摧毀以色列」。雖然哈馬斯的解放巴勒斯坦核心思想沒有改變，但曾多次表明願意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甚至在 2017 年 5 月其發布的政治文件中，明確提到接受國際社會規範的兩國方案 (Two-State Solution) ，即承認與以色列有共存的可能性。 [1] 不過，鑑於哈馬斯不願意捨棄暴力路線，也不斷灌輸巴勒斯坦民眾抵抗以色列，致美國與歐盟至今仍將哈馬斯視為恐怖組織之一員。 今日歐美學者研究哈馬斯的學術文獻汗牛充棟，但對於哈馬斯是否為恐怖組織一事卻無法達成共識。認定哈馬斯是恐怖組織的學者指出，哈馬斯從 1987 年成立以來，從未停止對以色列的攻擊。特別是在 2006 年之前，哈馬斯在加薩、西岸、東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境內，發動多次自殺炸彈行動，造成上百名以色列軍警人員及平民的死亡。哈馬斯在 2007 年佔據加薩之後，雖然停止自殺炸彈行動，但卻改採投擲飛彈策略，造成以色列社會的集體恐慌。 但也有不少學者跳脫恐怖主義的角度，透過實際案例展示哈馬斯並非是一個單純的暴力組織。例如哈馬斯願意傾聽巴勒斯坦民意趨向，當巴勒斯坦民眾受到以色列壓迫時，哈馬斯順意民意向以色列發動攻勢；當多數巴勒斯坦民眾期待和平時，哈馬斯便會暫緩攻擊以色列，轉為投入巴勒斯坦之政治與社會服務。 本文主要在探討分析上述兩派學者的觀點，並提出一研究途徑，盼能有助於各界對哈馬斯暴力觀的全面理解。

當代巴勒斯坦政治是我最早的研究領域，論文探討哈馬斯的政治轉型，內容還涉及近三十年來巴勒斯坦政治與區域結構的變化。由於哈馬斯政治意識形態屬於穆斯林兄弟會，因此還會探討伊斯蘭主義的內涵與歷史發展，包含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突尼西亞的復興黨與土耳其的伊斯蘭性質政黨。 到香港工作之後，中國穆斯林歷史進入研究領域範疇，研究興趣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穆斯林菁英(主要是回民)的內部網絡與社會活動。中國穆斯林的社會活動其實可納入當時泛伊斯蘭主義的架構，鄂圖曼、阿拉伯、南亞、中亞與東南亞地區的穆斯林菁英都有類似的現象，但各個地區的社會運動都有其特殊性。 另外，中國穆斯林菁英的匯集與整合很大程度受到1930年代日本的「回教政策」影響。大國的回教政策也成為我關注的焦點，未來希望多了解英國、德國、法國、俄國如何治理穆斯林多數地區的歷史與政策制定。 這一年來進入大學校園教書，發現民族主義也是一個研究重點，關注的內容包含帝國如何轉變成民族國家的過程，民族國家(主要是阿拉伯國家與土耳其)建構過程對該國的政治、社會與宗教產生何種影響。 若行有餘力，歐美地區的穆斯林社群也是一個關心的主題。 未來優先研究領域： 巴勒斯坦民族主義 中國穆斯林菁英社會網絡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泛伊斯蘭主義

如題。 學術工作永遠沒有停止的一天，這是正常現象，沒什麼好抱怨。但還沒完全在學界站穩腳步(指專任職) 便發現學界與博班完全是兩碼的事。以前可以寫廢文心得，現在根本沒這種時間，而陷入無限循環的截稿壓力與會議邀請。 博班期間完全可以靜下來好好研讀資料，但現在成為一件奢侈的事情。另外沒有其他多餘的時間寫自己想要的文章，目前寫的文章可以說都是其他學者們的邀稿。去年六月主動報名的會議，原本計劃半年內將會議論文修改後投稿，但至今仍沒有時間動筆，這讓我覺得不太適應目前的學術生態環境，讓我重新反思何謂知識與求知的目的為何？過去博班期間所花的時間得來的知識是否受到尊重？還是學術工作其實就是一套知識生產線，一但運作就沒有停止的一天，所生產的知識必須符合客戶的期待。至於客戶有沒有閱讀我寫的內容似乎不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今日稍微有時間整理今年的工作成果 留下記錄 1. 四門課程 (課程準備占這一年的大半時間) 2. 8場學術會議 3. 1份文章審查、2份會議論文評論 4. 2場演講邀請 5. 1份兼任顧問職 6. 3篇文章出版 7. 1篇文章待刊 8. 2篇文章待寫 如果有幸留在學界 ，相信未來的工作量只會多不會少。

時常聽到伊斯蘭與恐攻消息的連結，舉凡這幾年活躍於中東與歐洲地區的「伊斯蘭國」(ISIS)，以及早期以賓拉登為首的蓋達組織，這些穆斯林組織彷彿是全球穆斯林的「代言人」。 不過個人粗淺地認為，伊斯蘭與恐攻相連，暫時可視為一種「論述」(discourse)，而非是不可擊破的「真理」。此外，絕大多數的穆斯林也不認同透過暴力去殺害無辜人士的行為。 這邊不去駁斥這個論述的盲點，而是提出幾點觀察的角度： 1. 為何提倡這種論述的團體，多半在歐美政治光譜是屬於偏右或是極右派的人士？這些人士長期以來的政治訴求為何？與以色列的關係又是如何？近年來，西方社會出現的「伊斯蘭恐懼症」是否與這個論述相關？ 2. 的確是有個別穆斯林以伊斯蘭名義，從事恐怖活動。但除了不斷地譴責，更重要還是要探討為何他們從事這種行為？這可能要依照國家與地域為分析單位，無法一蓋而論。如在歐美國家的恐怖攻擊，常與移民、身份認同與國家政策有關。但在中東國家，則牽扯政治體制(專制與國家暴力)、區域內的關係(代理人戰爭)與國際關係(國家利益的計算)有關。

這個版從2011年10月成立，可以說是記錄我在英國求學的知識與思想成長過程。這六年多，前三年半算是順遂，但最終因論文口試出了問題，校外委員否定我的研究，結果又多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才完成學業。雖然有點波折，但至少還是拿到進入學術界的預售票(博士學位)。 真正對中東或是伊斯蘭事務的關心可以追溯到2002年，從大二起陸續開始修習阿語系的相關課程。在碩士班則是撰寫巴勒斯坦的議題，博士班有幸跟隨這領域的大師，開啟不一樣的視野。 現在人生求學階段告一段落，前面求學的過程看似有些波折，如在出國之前，申請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以第一名的筆試成績進入口試，但最後被刷掉，感到相當意外與有很深的挫折感。最後再接再厲，通過兩年補助的教育部獎學金的申請。至於雅思考試與申請英國博士班研究，真的可以說是用千鈞一髮來形容，在獎學金規定的期限之前，總算達到語言標準，以及在沒有預料的情況下，在大馬士革網咖店收到這個領域大師的回信，表示願意收我為學生(也是老師在東亞的第一位博士生)。 另外，在投稿中文學術期刊時，或許是在國外所學的知識與表達方式(過於主觀？)，在台灣沒有相對應的的研究學群，等候的時間總是漫長，如之前投一篇 區域研究的期刊， 從投稿到真正刊登花了兩年的時間。其實在兩年前， 還有另一篇不含學術點數的書評給香港的一份期刊， 雖已經通過，上個月副主編也跟我說快要刊登，但還在排隊等候中。 拿到博士後，只是剛踏入學術殿堂的窄門，未來仍有許多不可預測的挑戰、挫折甚至不解，如申請教職或是論文期刊的投稿，擠進這個象牙塔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是想想，無論未來的挫折與失落再怎麼大，只要回想過去兩年多那種差點拿不到學位的感受，一切都會好起來的。InshaAllah

一般台灣人研究中東事務，只專注中東地區，而且多半重視當地政治與經濟的議題。這不是不好，至少有助於了解中東地區整體局勢。只是在研究一段時間後，便會感受到研究的侷限性，難以跳脫或是超越以西方為主導的研究典範。 事實上，在台灣從事中東研究，仍可以建立主體性的研究與西方研究者學不來的論述體系，如這篇文章 從一個台灣「壞孩子」，變成敘利亞難民與土耳其政府的橋樑  其實可以延伸成一篇學術文章甚至論文。 台灣雖然與中東地區距離遙遠，除了石油從中東進口外，兩方的關係遠不如台灣對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事實上， 仍有許多主題值得發掘 ，如早期沙烏地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上萬人台灣人在沙烏地的工作與生活情況、 冷戰時期政府如何利用中國穆斯林與中東國家維持邦誼...。在冷戰結束後，台灣走向民主化，威權政體不再。因全球化的關係，不少台灣人到中東國家工作甚至定居，對當地社會做出不少貢獻，這一類的故事也值得探索。

6 月 5 日 ，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 簡稱阿聯 ) 、巴林、葉門與埃及五國，以卡達支持恐怖主義，威脅區域穩定為由，斷絕其外交關係，並採取多處制裁措施，如派駐在這五國的卡達大使與其公民於限期內離境、封鎖卡達的海陸空交通要道。 分析家指出，卡達的斷交風波幕後為沙烏地與阿聯主導，藉先前美國總統川普訪問沙烏地的聲勢，以外交與經濟制裁手段，迫使卡達聽令於沙烏地與阿聯。 有些分析指出卡達被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斷交的原因，在於與伊朗關係太近。長期以來，海灣國家與伊朗關係冷漠甚至緊張。沙烏地擔憂伊朗「輸出革命」，威脅其在海灣地區的主導地位。卡達與伊朗關係友善或許是一個原因，但卡達與這些海灣國家對穆斯林兄弟會的立場不一也是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沙烏地、阿聯與卡達的緊張關係可以追溯到六年前的阿拉伯之春。 2010 年 12 月北非突尼西亞一名小販的自焚引發阿拉伯國家一連串的示威活動。在 2011 到 2013 年期間，中東區域似乎出現結構性的轉變，逐漸從專制統治走向民主轉型階段。突尼西亞與埃及分別選出民選的執政黨與領導人。另外巴勒斯坦局勢似乎出現好轉，在埃及、土耳其與卡達的協調下，以色列同意解除對加薩的封鎖。 不過在 2013 年 7 月埃及軍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總統穆爾西 (Mohamed Morsi) 後， 民主轉型立即中斷，中東局勢回到原有專制模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穆爾西與所屬的穆斯林兄弟會倒台後，以 ISIS 為首的極端主義在埃及、利比亞、敘利亞與伊拉克等國蔓延，成為國際社會極力剷除的對象。 ( 但這不代表兄弟會與 ISIS 有實質聯繫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