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英國中東學會年會發表紀要

日期：2025年7月1日至7月3日

發表時間：2025年7月2日

地點：新堡大學 (Newcastle University)

會議內容介紹

筆者於2025年7月1日至3日參與英國中東學會(BRISMES)年會。此次年會舉辦地點在英格蘭北部的新堡大學 (Newcastle University)。BRISMES成立於1973年，是歐洲最具規模的中東研究學術團體，其出版的英國中東研究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亦為中東研究領域的頂刊學術期刊之一。

BRISMES自1995年起，固定於每年6月底或7月初舉行年會。學會通常於年會舉辦前一年的10月，在網站公告年會地點及申請流程。由於年會採審查制，筆者透過學會網站提交論文摘要後，約在翌年2月收到錄取通知，並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程序及繳交註冊費。值得注意的是，年會註冊費採浮動費率，除區分會員與非會員價格外，亦依參與者的年薪級距訂定不同標準，年薪越高，費用也越高。以非會員為例，註冊費介於189英鎊至490英鎊之間，折合新台幣約8,200至21,350元)。筆者曾於2014年博班期間首次參與該年會，印象中註冊費並未如此高昂。註冊費包含紀念T-Shirt、三天會議期間各項場次的參與資格、以及每日中午提供的簡易餐點，但不包含交通費與住宿費的補助。

會議為期三天，吸引超過四百位學者與會，並安排近百場會議場次。數家出版中東研究著作的出版商亦到場設攤，現場購書可享七折優惠。年會的整體規劃較不拘形式，甚至頗爲隨性。例如，有部分發表者在現場報到後，未能領取大會製作的名牌。工作人員表示無法臨時製作，只提供一張空白卡片，由發表者自行填寫姓名。若以台灣舉辦國際會議的標準衡量，BRISMES年會的整體辦會品質並不出色。筆者曾請教一位曾參與籌辦該年會的學者，他表示註冊費主要用於場地租用、人事支出及學會日常運作等大筆開銷。

儘管年會的辦會整體品質有待加強，但參與者可在三天內結識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並自由選聽感興趣的場次。中東研究在台灣的研究人數不多，學術資源亦相對有限，除非向國科會申請國外學者短期訪問的經費，平時難以在短時間內認識相關領域的學者及吸收學術新知。值得一提的，BRISMES使用一個名為whova線上平台。參與者可用手機下載APP後，查看活動議程、參與者名單或是與其他與會者建立聯繫。此外，年會一大特點是沒有階級之分，無論資深教授、博士後研究員或博士生，皆可在同個平台上自由地討論各項議題。不過，年會仍有美中不足之處，中東研究是跨領域學科，但以歷史學或思想史為主的場次並不多見，多數發表仍集中於中東現勢。因此，參與者必須具備中東研究的基本知識，並結合自身的專業背景，才能較完整掌握其他與會者的發表內容。

年會以「毀滅、失去與復原中的中東」(Destruction, Loss, and Recovery in the Middle East)為主題。2023年10月7日以後，以色列在加薩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造成當地各項設施嚴重毀損及大量人員傷亡，引發中東學界的高度關切。此次年會安排的近百次場次中，約三分之一專門探討加薩或巴勒斯坦問題。例如來自加薩的學者探討以色列在加薩的各項毀滅，除了「種族滅絕」（genocide），還包含「家庭滅絕」（familicide）、「生殖滅絕」（reprocide）、「記憶滅絕」（memoricide）乃至「學術滅絕」（scholasticide）等術語形容深化以色列對加薩種族滅絕的意涵。

記得2014年首次參與BRISMES年會時，巴勒斯坦研究尚未成為中東研究的主軸。此次再度與會的感觸頗深。由於近幾年巴勒斯坦問題的惡化，學會本身明確採取聲援巴勒斯坦的立場。至少在筆者參與的場次中，未見有學者公開質疑「種族清洗」、「種族滅絕」與「定居者殖民主義」等名詞能否適用於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與軍事行動。然而，檢視2014年的年會手冊，當時尚無學者在發表中採用上述名詞。由此可見，這十年間中東局勢的劇烈變化，已深刻影響中東研究領域的分析框架。

年會邀請的主題演講者 (Keynote Speaker)與研究貢獻獎得主更能說明其趨勢。主題演講者拉娜・巴拉卡特(Rana Barakat)為巴勒斯坦比爾宰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歷史副教授暨博物館館長。她在約旦河西岸以線上方式，發表「歷史為何重要」 (Why Does History Matter)，回應年會「毀壞、失落與重建」之主題。巴拉卡特強調，巴勒斯坦人自1947年至1949年的大浩劫 (Nakba)以來，持續遭到定居者殖民主義的驅逐、離散與暴力。當前加薩的毀滅，則是這場持續進行的浩劫的高峰。面對土地、身體與歷史遭到割裂的離散 (shatat)狀態，歷史書寫不僅是記錄死亡與破壞的方式，也是抵抗知識抹除、保存巴勒斯坦民族記憶的重要手段。她指出，歷史研究應從離散走向「重聚」(lam shaml)，透過敘事、記憶、照護與團結，重新連結破碎的土地、人民與歷史，並為巴勒斯坦人的持續回歸及未來開闢可能性。

至於研究貢獻獎得主伊蘭・帕佩 (Ilan Pappé)改變學界對1948年以色列建國本質的認識。帕佩為以色列籍的猶太人，2007年因其學術觀點不為以色列學界所容，轉赴英國埃克塞特大學 (University of Exeter)任教。帕佩在英國任教期間，出版多本學術專著，改變學界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重新認識。學會介紹帕佩得獎理由：

「帕佩教授對本領域的貢獻堪稱劃時代。數十年來，他深刻重塑了我們對現代中東歷史，尤其是以色列－巴勒斯坦歷史的理解。作為以色列「新歷史學派」（New Historians）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勇於挑戰主流敘事，並透過嚴謹的檔案研究，使長期遭到邊緣化的巴勒斯坦史學觀點得以被看見與聆聽……。」

帕佩的得獎感言將歷史學與當代局勢結合。他反思英國在中東所留下的殖民、政變與背信記錄，尤其對巴勒斯坦造成深遠的傷害，忽略中東研究學者的專業。他將獲獎視為對巴勒斯坦學者及相關研究者的肯定，呼籲學界持續聲援巴勒斯坦人，表達團結與絕不缺席的立場。

筆者報告安排的場次在第二天(7月2日)中午11:30-1:30)。場次名稱為「戰爭的框架：流亡、回歸、抹除與去殖民」(Frames of War: Exile, Return, Erasure, Decolonising)。除筆者外，還有四位發表者。其中兩位發表者分別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探討巴勒斯坦人在德國與約旦河西岸的處境。另外一位發表者提出「反制地圖」(countermaps)概念，透過數位方式重建過去被摧毀的巴勒斯坦社群。最後一位發表者透過文本分析，探討知名學者Avi Shlaim與Ghada Karmi的觀點。

至於筆者發表的題目為〈重新檢視種族清洗典範：伊蘭・帕佩關於以巴衝突的著作及其全球影響概述〉 (Revisiting the Paradigm of Ethnic Cleansing: An Overview of Ilan Pappe’s Works o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nd Their Global Impact)。以下為論文的摘要：

「以色列歷史學家伊蘭・帕佩的學術貢獻，在於將「種族清洗」的分析典範引入相關討論，從而改變人們理解以巴衝突的方式。帕佩主張，1948年猶太復國主義武裝力量對巴勒斯坦人執行的種族清洗，造成約75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離失所，其土地隨後遭猶太移民占有；這才是以巴衝突的根本原因。2006年以前，人們鮮少以種族清洗的概念討論以巴衝突；反而將這場衝突解釋為雙方極端主義行動所造成的結果，認為妨礙了兩個民族的和平共存。然而，自《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於2006年出版以來，愈來愈多學者與社會運動者開始採用種族清洗的分析典範。

尤其在哈瑪斯於2023年10月7日發動襲擊，隨後以色列對加薩展開大規模空襲與地面攻勢之後，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援引「種族清洗」一詞，將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理解為不僅是報復行動，更是旨在以強制驅離等方式，改造巴勒斯坦人口構成之整體計畫的一部分。本文以帕佩自1980年代至2024年間的著作為基礎，探討以下問題：種族清洗的分析典範最早於何時出現在帕佩的著作中？這一典範為何引發爭議？應如何將此一爭議置於具體的歷史與知識脈絡中理解？最後，本文將運用比較分析，檢視這一典範在西方與東亞脈絡中的適用性。」

每位發表人報告完畢後，尚餘三十多分鐘。主持人開放聽眾提問，發表人之間也可相互交換意見。由於同一時段還有12個場次同步進行，參與本場次的聽眾並不多，約十位左右。聽眾對於社會學者及人類學者的發表主題較感興趣，因此問答大致集中在這兩位學者的報告上。直到問答時間即將結束，仍無人向我提問。我推測，可能是因為帕佩的種族清洗觀點，在中東研究領域已廣為人知。而我的報告主要探討帕佩個人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作為其種族清洗觀的補充資訊。此外，部分內容涉及東亞社會對巴勒斯坦的理解，而東亞的相關討論對英語學界仍較為陌生。最後，一位正在北歐念博士的發表者，善意地向我詢問東亞地區出版巴勒斯坦研究書籍的情況。

會議午休時間，參觀新堡大學學生的「紮營抗議」(Encampment)展覽。2024年，美國、英國及其他歐美國家的大學生相繼發起紮營抗議，透過在校園內搭設帳篷，以及建立營區等方式，要求校方撤資，別再投資與以色列軍火產業相關的企業。紮營抗議在西方國家曾引起極大爭議，特別是美國右翼人士及親以色列團體，指控參與學生為反猶主義者。然而，參與紮營抗議的學生中，不少具有猶太背景。他們反駁上述指控，強調批評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並不等同於反對猶太人，更不能與反猶主義畫上等號。新堡大學學生則留下當時紮營抗議的記錄。

會議結束後，筆者分別前往倫敦與劍橋兩地，實地觀察2023年10月7日對英國社會造成的影響。英國可說是巴勒斯坦問題的始作俑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發表《貝爾福宣言》，公開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之家」；戰後，英國在國際聯盟授權下，正式治理巴勒斯坦，並在期間促成歐洲猶太人大量移入巴勒斯坦，這為日後以色列的建國奠定基礎。10月7日事件後，英國政府一方面批評以色列在加薩造成嚴重的人道危機，並於2025年9月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另一方面，該政府仍與以色列維持密切的經貿關係及軍事合作。英國社會中的左翼、反帝國主義團體則持續批判英國政府的「親以」政策。這些社會力量雖然不是英國政治的主流，卻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在倫敦及劍橋的街頭、書店與餐廳，皆可看見聲援巴勒斯坦的海報、旗幟及相關研究著作。由此可見，巴勒斯坦問題不單純僅是學術研究課題，也已成為英國公共議題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與中東學會年會場次

說明：中東學會為期三天的年會共安排近一百個場次，平均每個時段約有十個場次同時進行。筆者只能從中選擇與研究相關或較感興趣的場次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