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前傳：1936-1939年巴勒斯坦大起義兼論研究態度

2010年12月突尼西亞因ㄧ名小販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隨即引發所謂的「茉莉花革命」，大規模群眾走向街頭將過去不滿情緒ㄧ次宣泄，要求民主與自由，呼籲強人獨裁政權下台。不久，突尼西亞強人班 阿里(Ben Ali)的下台與流亡震撼了阿拉伯世界，其他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民眾則認為突尼西亞能，為何他們不能，於是群眾自發性示威活動在阿拉伯世界遍布開花。當前對於這種現象，學界有不同解讀與討論，西方人士或台灣國關學者稱為是「第四波民主化」，而半島電視台稱「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另外也有穆斯林學者稱作「阿拉伯覺醒」(Arab awakening)，不論這些被賦予的名稱為何，這股大規模示威現象所代表的是普羅大眾對於政治與經濟長期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不滿情緒ㄧ次爆發，雖然「阿拉伯之春」或是「阿拉伯覺醒」在各個國家有不同發展走向，甚至造成ㄧ國的內戰與秩序失控局面，有人質疑這股現象是有心份子在幕後操弄，不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這些阿拉伯國家，在2010年之前，其政治體制上皆是強人長期控制，經濟利益也僅為少數人享有，ㄧ般大眾無法與真正民主國家的民眾擁有基本權利。

今日，中東地區的人民走向街頭要求民主與自由時。同樣在76年前的巴勒斯坦，當地阿拉伯人也有相同訴求，但反對對象不是獨裁統治者，而是當時英國委任統治(Mandate)的親猶太政策以及外來猶太移民屯墾者。巴勒斯坦的士紳階層希望透過外交途徑與壓力迫使英國委任統治者改變親猶太移民者的政策。但隨者猶太移民人數在1930年代劇增，與當地居民衝突不斷，加上英國處置不當，導致1936-1939年巴勒斯坦大叛亂，最終在英國強力鎮壓下宣告失敗，三年的動亂造成至少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上萬人受傷以及巴勒斯坦政治精英階層流亡海外或者被迫與英國委任統治者合作[1]。之後的十年（1939-1948），巴勒斯坦缺乏統一政治領導，力量分散，相較之下，猶太復國主義者力量逐步提升，在強烈建國意願之下，徵募資金與武器，並於英國1948年正式撤離巴勒斯坦後，開啓現在巴勒斯坦人長期被壓迫的困境。

巴勒斯坦大起義的背景與今日「阿拉伯之春」ㄧ般，並非毫無理由ㄧ夕間爆發，而是在1920年代起，英國委任統治政策不當所引起。英國於1922年受國際聯盟之託，「委任」統治鄂圖曼帝國前領地巴勒斯坦，協助巴勒斯坦日後成為ㄧ個主權獨立國家。然而19世紀末起的歐洲猶太復國主義思潮，以及配合1917年英國外相的「貝爾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成立ㄧ個民族之家，這兩項因素埋下巴勒斯坦日後朝向不可避免的衝突。

事實上，1920年代巴勒斯坦政治士紳階級(A’yan)，多數並不排斥英國委任統治，傾向與英國合作。然而隨者大量來自歐洲的猶太人移入到巴勒斯坦，購買大筆土地與建立猶太社區，導致許多巴勒斯坦農民失去可耕地，經濟情況的惡化逐漸成為1930年代群眾示威的主因。

相較於巴勒斯坦士紳階級與英國委任統治的親善態度，民間對於猶太移民購買土地的行為以及經濟貧困化日益不滿。在1936年大起義前ㄧ年，ㄧ位宗教學者Sheikh Izz ad-Din al-Qassam在海法地區率領數百位農民反抗英國委任當局以及猶太屯墾者，沒多久al-Qassam被英國圍捕殺害，但al-Qassam的犧牲則凝聚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意識，數以萬人巴勒斯坦人走向街頭示威遊行，迫使過去採溫和路線的巴勒斯坦士紳階級決定與人民站在ㄧ起。

之後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起義，從早先的示威罷工到後來演變成動亂與巴勒斯坦士紳階級的內鬥局面，英國政府派遣軍隊以及空軍，憑絕對武力優勢強力血腥鎮壓這場叛亂，造成士紳階級出走流亡，巴勒斯坦政治缺乏統一的領導，在日後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戰中，巴勒斯坦人幾乎失去實際抵抗能力，完全仰賴外來阿拉伯國家的援助。

英國政府受這場大叛亂的影響，確實改變以往親猶太移民政策，於1939年發表白皮書，限制猶太移民人數，不過於事無補，猶太復國主義者建國意圖強烈，在1948年5月英國尚未撤出巴勒斯坦之前，早於2月到5月間，有計畫性的清掃巴勒斯坦村落，屠殺巴勒斯坦人民 (Ethnic cleansing)，在阿拉伯聯軍尚未進入巴勒斯坦之前，超過20萬巴人已經逃離巴勒斯坦[2]。

1936-1939年巴勒斯坦大起義可說是震撼了英國委任統治者，這點與今日「阿拉伯之春」類似，西方人士對於今日阿拉伯世界的激烈變動感到不解，對事件的發展也難以預測。關於這ㄧ點，薩伊德 (Edward Said)在其著作「東方主義」中曾提到

「 西方是對東方人行為的每ㄧ個面向的觀看者、法官和陪審團。但是假使二十世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東方為了自己，而改變了歷史發展的內在法則，東方學專家就愣住了，他也無法理解。東方學專家假定說，東方的情況如果是完全出乎他們文本所能預料到的話，那ㄧ定是外來的教唆與煽動，或是東方本身不聽勸導的愚蠢所造成。」薩伊德認為人文價值是「那些幾乎已被東方主義的範圍、經驗和結構所完全排除掉的 。」（p.160）

西方人士認為他們對中東有ㄧ定程度的理解，可以幫助當地人民謀取更好福利，同時可以替中東把脈，預測未來。然而無論1936-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起義，以及今日「阿拉伯之春」現象，已經超越西方人士的理解思維，因為他們假定這些地區人民缺乏獨立判斷能力，容易操控，未來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只要有任何變化，便將是對西方的「威脅」，因此透過各種方式試圖撲滅來自任何可能挑戰西方論述的力量。在1930年代的巴勒斯坦以及今日阿拉伯世界大致可以看到這種論述存在。

中東地區人民並不是實驗室內被觀察的對象，他們與西方人以及台灣人ㄧ樣，有血有肉，受到不公平對待與壓迫時，自然也會有反擊與不滿情緒產生。若是一味站在自我本位立場看待中東，未將當地人民視為研究主體，這將是陷入「東方主義」的窠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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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il Hila,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Palestine History’ in Ilan Pappe and Jamil Hilal (ed.), Across the Wall: Narratives of Israeli-Palestinian History (London: I.B. Tauris, 2010), pp.189-193.

[2] Ilan Pappe,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Dynasty: The Husaynis 1700-1948 (London: Saqi book, 2002), p.334.